四、政治和社会观点
兰德的政治观点强烈的拥护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反中央集权主义、反共主义。她赞扬她所谓英雄般的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美国价值。她也强烈的厌恶神秘主义、宗教，以及彻底的反对慈善，她认为慈善将会引发怨恨个人快乐和成功的不良文化。兰德也厌恶当时许多突出的自由派或保守派政治家，包括许多突出的反共主义者如哈利·S·杜鲁门、隆纳·里根，以及约瑟夫·雷芒德·麦卡锡。她也反对美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韩战，但她也强烈谴责和平主义：“当一个国家诉诸发动战争时，它必须有一些目的，不问是对是错，而是为某些东西而作战—唯一正当的目的是自卫。”她反对美国卷入越战：“如果你正在找寻最终的、极端自杀性的、在国际规模上的利他主义，那请你看看越战：一场美国士兵不知为何而死的战争。”但她也觉得美国最后单边的撤退是姑息的错误，因为那代表了苏联共产主义的胜利。
1、经济
一般而言，兰德的政治思想属于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她曾表示过对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亨利·赫兹利特等人的经济思想的支持。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研究所对此说道：“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兰德的影响，才使米塞斯的著作开始受到政治上的重视”。虽然她并没有提起是谁影响了她的经济思想，她的作品与爱默生的著名文章“自力更生”的确相当类似（虽然兰德在向西点军校毕业生的演讲上大力批评埃默森，称他为“非常心胸狭窄”）。后来的客观主义者Richard Salsman则宣称兰德的经济理论可能较倾向于法国经济学家扎伊尔·让·巴蒂斯特（Jean-Baptiste Say）提倡的原则，虽然兰德本人可能根本没有阅读过他的著作。
2、性别、性、和种族
兰德对于性别角色的观点也引发了不少争议。她的著作里支持男女在智慧上平等的概念（举例而言，阿特拉斯摆脱重负里的主角Dagny Taggart是一名亲手劳动的铁路人员），她认为男人和女人在生理学上的差异是导致男女在心理学上差异的主要来源。依据她的说法：“对一个真正的女人而言，女性的本质就是英雄崇拜—寻找男人的欲望。”（1968）在一次接受花花公子杂志的采访时，兰德指出女性在心理上并不适合担任总统，并强烈反对现代的女性主义运动，尽管其运动和她的哲学观都有某些相同的目标。女性主义的作家Susan Brownmiller批评兰德为“她自己性别的背叛者”，但其它人如Camille Paglia则注意到兰德小说中“极度独立的”女英雄们都未受“传统的束缚…她们跟别人上床纯粹是因为她们想要这样做。”一些BDSM社群相当重视并支持兰德的作品，因为她在小说中提出强烈定义的性别角色、加上对于权力差异的崇拜，使得“男人在形而上学上成为主导性的性别。”
另一个争议的焦点是兰德对同性恋的看法，依据兰德在1971年在接受访问时的回复，兰德个人认为同性恋是“不道德”和“令人厌恶的”。更具体的说，她指出“同性恋的根源在心理上是不道德的”因为它“牵涉到了心理上的瑕疵、腐化、错误”然而，在同一场采访中兰德也指出“我不相信政府有权利禁止同性恋行为。任何个人都有特权依据他的意愿选择各自的性生活。”以及“所有禁止同性恋的法律都应该被废除。我并不一定认为这些行为或态度是道德的，但要以法律干涉成年人之间的自愿关系是不恰当的。禁止腐化未成年人心智的法律是恰当的，但成年人应该获得彻底的自由。”
兰德也捍卫私人公司拥有实行基于性向和种族的歧视的权利，兰德主张她反对政府禁止私人公司实行歧视，是因为她将私人财产的重要性置于公民或“人权”之上，也因此她的观点并没有构成对这种歧视本身在道德上的认可。兰德主张私人公司有绝对权利选择拒绝雇用某些人，即使这种歧视是如何的不道德亦然，因为在这些情况下个人的权利并不会因此而被侵犯。
兰德在道德立场上的确反对一些歧视，但她仍坚持个人和私人公司拥有实行歧视的权利，而政府不该对此进行干涉。她写道：“种族主义是最底层、最原始的集体主义形式…认为一个人并非由其性格或行动来评断，而是由一个群体或族裔的性格和行动加以衡量”但她也反对政府对此进行干预：“私人的种族主义是属于道德议题而非法律议题—而这只有可能透过私人的方式加以解决，例如在经济或社会上的联合抵制。”
3、非美调查委员会证词
在1947年红色恐慌时期，兰德曾担任对政府有利的证人到“非美调查委员会”作证，她以自己在苏联生活时的亲身经验，指责1943年拍的影片《俄罗斯歌声》过于美化苏联人民的生活。兰德指出这部电影刻意掩盖和美化了当时苏联真正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在苏联的生活。除此之外，她相信美国即使是为了打败纳粹德国而不得不合苏联结盟，也不应该这样虚构苏联生活的正面景象：
“如果我们有好的理由、如果这正是你所相信的，那好，为什么不告诉我们真相？承认它是一个专政国家，但我们想要与之结盟。承认与撒旦是有其价值的，如同丘吉尔所说的，这是为了打败另一个邪恶的政权—希特勒。这些都是很好的理由。但为什么要掩饰俄国的真相？”
在调查结束后，当兰德被问到她对于委员会的调查效率的感想时，她描述调查过程为“毫无效率的”。一个认为“非美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是“毫无效率的”人,也许只有不加审判的迅速执行死刑才符合她本人关于"效率"的定义.
五、晚年
在经过一连串复杂的分居后，在兰德于1968年得知纳达涅·勃兰登和另一位女子也有私情后，她突然断绝和纳达涅·勃兰登及他的妻子芭芭拉·勃兰登的关系，也不再和纳达涅·勃兰登研究所有任何关系了。兰德接着在“客观主义者报”上发表了一篇公开信，宣布和勃兰登决裂的各种原因，提到了勃兰登的不忠实，但并没有透露自己和勃兰登的私情。两人从此不再接触，勃兰登成为了客观主义运动中一位“不受欢迎的人”。芭芭拉·勃兰登后来在The Passion of Ayn Rand一书中回忆当初她丈夫和兰德相处的场景，指称兰德经常辱骂并指责他，兰德还曾经这样骂道：“如果你心中真还存有任何一点点的道德、任何一点点的心理健康—那么我保证你接下来20年都会阳痿！如果你那话儿还能逞半点雄风的话，你就会知道那代表你的道德还要更糟！”
在1973年兰德曾短暂的和她最小的妹妹诺拉重聚，诺拉在那之前都还待在苏联。虽然兰德曾写了累计1,200封信寄给在苏联的家人，而且也试着安排他们前往美国，但她从1937年便停止了与他们通信，因为她在美国的邮局得知由于斯大林的大整肃，从美国寄去的信可能会危及家人的安全。兰德在1973年接获一封诺拉写的信，于是便邀请她和她丈夫前来美国；但诺拉的观点并没有就此改变，在短暂相聚后仍自愿返回苏联，兰德因此相当失望。
兰德在1974年接受了治疗肺癌的手术，同时还必须忍受她和勃兰登的决裂、以及纳达涅2勃兰登研究所的解散带来的烦恼。许多“艾茵·兰德集团”的亲密朋友也离开各奔前程，在1970年代后期，她个人的活动和整个客观主义运动都开始走下坡，而她的丈夫在1979年11月9日去世则带给她进一步的打击。她的最后工作之一是将《阿特拉斯摆脱重负》改编成电视剧本。她也计划撰写另一本小说To Lorne Dieterling，但只有写到“初步草稿”而已。
尽管成功的治愈了肿瘤，兰德仍在1年后的1984年3月6日于纽约市34号街的家中因心脏衰竭去世，被埋葬于纽约州瓦尔哈拉（Valhalla）的肯西科公墓（Kensico）。许多突出的兰德追随者都参加了她的葬礼，包括阿伦·格林斯潘在内。坟墓旁布置了一个长达6英尺、以金钱$形状设计的花圈，以象征她对于资本主义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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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0/5/9 13:47: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