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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在给
王献唐信(1931/4/21)中谈及学术流变,对明代学人有所肯定:“弟以为近千年来之实学,一炎于两宋,一炎于明清之际。两宋且不论,明中世后焦竑,朱谋珒,方密之实开实学之风气。开风气者能博不能精。然朱书一部分虽佚,而方君所引及其未佚之书,实是伟大。朱氏《水经注笺》,亭林称之为有明一部书者,久而愈觉其可信。方之见解亦有其博大处。若非有此君,亭林西河诸人,亦焉能早岁便即从事朴学也?大约开风气者,必有大力,必多误谬,后人但执一件一件之事而评明贤,转忘其整个的立场,所系实大,斯后学者之过也。亭林百诗谨严了许多,同时亦将范围缩小了(亭林尚不如此。百诗死于一物不知,实则百诗比其朱方诸人来见闻陋矣。)然此时问题仍是大问题,此时材料仍不分门户也。至乾嘉而大成,亦至乾嘉而硬化,专题能精研之,而忘却整个的立场。至于王段诸人,而朴学观止。此后如再开大路,非(一)有大批新材料使用不可;(二)或一返明清之季之风气,扩大其范围,认定大题目。能利用乾嘉朴学之精诣,而不从其作茧自缚之处。否则流为琐碎,而不关弘旨;流为今文,而一往胡说。琐碎固是朴学,今文亦是家法,然其末流竟如此无聊也。”
大概在学者中间,傅斯年的体胖是有名的。一次罗家伦问他:“你这个大胖子,怎么能和人打架?”傅斯年答:“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这样的话真是能给肥胖的人壮气。
不过,关于傅斯年之胖的故事还属以下这则最为有趣.傅斯年.李济还有一位裘善元同在重庆参加一个宴会.宴会结束,主人特别为他们三个人雇好了滑竿.六个抬滑竿的工人守在门前.第一个走出来的是裘善元,工人们见他是一个大胖子,大家都不愿意抬,于是互相推让.第二走出来的是李济,剩下来的四个工人看比刚才出来的还胖一些,彼此又是一番推让.等到傅斯年最后走出来的时候,剩下的两个工人一看,吓了一大跳,因为傅斯年比刚才的两个人都胖得多,于是两个工人抬起滑竿转头就跑,弄得请客的主人甚是尴尬!我想许多人看到这里都会莞尔一笑,因为在四川抬滑竿的,实在没有太壮的人!
傅斯年生于山东聊城一个没落的名门望族.说起傅氏家族,还真是不容小觑.傅斯年的祖先傅以渐是清朝建立后的第一个状元,其后,傅氏家族科考得意者不计其数,官至封疆大吏的也不乏其人.因此,山东傅氏有“开代文章第一家”的称誉.但是到了傅斯年这一代,傅氏家学虽然依旧渊源,但已经没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了.傅斯年在北大期间的生活费用,就是靠别人接济的.傅斯年的国学功底是非常深厚的.上大学时,虽然只有十几岁,但俨然一位“国学小专家”,他的治学功底甚至强过了北大当时的某些教授.据傅斯年好友罗家伦回忆,“在当时的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也是太炎弟子,可是所教的《文心雕龙》却非所长,在教室里不免出了好些错误……恰好有一位姓张的同学借到那部朱教授的讲义全稿,交给孟真.孟真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校长蔡先生,请求补救,书中附列这错误的三十几条.蔡先生自己对于这问题是内行,看了自然明白……到了适当的时候,这门功课重新调整了.”
傅斯年本是黄侃的得意弟子,但一次偶然机缘,傅斯年竟“背叛”师门,成了胡适的学生。胡适刚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因为讲授方法和内容特别,在学生中引起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胡适远不如国学大师陈汉章,想把他赶走;有人则认为,胡适读的书虽然没有陈汉章多,讲课却颇有新意。傅斯年本不是哲学系的学生,但在同室顾颉刚的鼓动下去旁听了几次胡适的课。结果听完之后非常满意,于是傅斯年对哲学系几位要好的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由于傅斯年在同学中的威信,年轻的胡适在北大讲坛站稳了脚跟。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时,胡适感慨地说:“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在北京大学教书,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
自北大毕业后,傅斯年考取了官费留学。从1919年至1926年,他先后留学英、德。留学期间,傅斯年一心扑在学习上。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杂忆赵家》中记录。当时的留学生大都“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就鼓励大家离婚,但这么多留学生中,真正全副精力用来读书、心无旁骛不理会男女的只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以至于有人把他俩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在“许多留学生都以求得博士学位为鹄”的世俗风气中,傅斯年连个硕士学位也没拿到。但是,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学问渊博。
蒋介石面前翘二郎腿
也许是听腻了阿谀奉承的话,看腻了唯唯诺诺之态,蒋介石对傅斯年这个桀骜不驯之士不但没有恼怒,反而欣赏有加,一心把傅斯年拉入政府当官。
早在1946年初,蒋介石就与陈布雷商量,要在北方人士中补充一个国府委员。陈布雷对蒋介石说,北方不容易找到合适人选,蒋介石提议说:“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大概不相信有人不愿当官,他很有信心地说:“大家劝他。”
结果,任说客说破了天,傅斯年坚决不肯加入政府。蒋介石死了心,转而想拉胡适进入政府,希望傅斯年能做做说服工作,结果傅斯年也竭力反对。在给胡适的信中傅斯年说,两人一旦加入政府,就没有了说话的自由,也就失去了说话的分量。“一入政府,没人再听我们一句话”。他劝胡适要保持名节,其中有一句话极有分量:“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做官的念头。
对于傅斯年拒不做官的气节,李敖一直赞誉有加。在《李敖有话说》中他就说:“有一个人学生领袖傅斯年,终其一生不肯加入国民党。他不但不加入国民党,还鼓励他的老师胡适要采取跟国民党并不很合作的态度。这一点我觉得傅斯年很了不起……他们要发挥这个知识分子的力量,可是又不想被国民党吃掉,不被国民党同化……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不做国民党也不做共产党,他没有社会地位,很苦。”
蒋介石到台湾后,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时常邀请他到总统府吃饭,商议国事。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
遗憾的是,这位敢说话、办实事的台大校长,来台湾不到一年,就在参加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时突然倒在了议会厅。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行政院长陈诚前去指挥抢救,动员台湾所有名医,不惜任何代价抢救傅斯年。他本人则守候在电话旁,焦急等待陈诚每半小时的汇报。
蒋介石的关心没能挽救他。傅斯年因脑溢血去世,享年仅54岁。
我们聊城的骄傲,傅斯年、光岳楼和海源阁是我们聊城的三宝,正因为这三宝我们聊城才被评为历史文化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