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人稍度乔木外”[游子吟论坛]

苏轼

《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

此诗题下自注云：“王晋卿画”。王晋卿，太原人，居开封，北宋开国功臣王全斌之后，妻英宗之女蜀国长公主，官驸马都尉。虽为贵戚，却远声色而爱文艺，与诗人画家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交好。善诗词、书法，尤以工山水画著名。存世作品，有《渔村小雪图》、《烟江叠嶂图》等。《烟江叠嶂图》，清初由王士＠⑶送入皇宫。
据苏诗查注：这首诗另有苏轼墨迹流传，其后有“元ｙòｕ＠⑸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子瞻书”十三字。

现在谈谈这首诗。
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评此诗云：“起段以写为叙，写得入妙，而笔势又高，气又遒，神又王（旺）。”起段是这样的：
　　江上愁心千叠山，浮空积翠如云烟；山耶云耶远莫知，烟空云散山依然。但见两崖苍苍暗绝谷，中有百道飞来泉；萦林络石隐复见，下赴谷口为奔川。川平山开林麓断，小桥野店依山前；行人稍度乔木外，渔舟一叶吞江天。
所谓“以写为叙”，是指这一段实质上是叙述《烟江叠嶂图》的内容，但没有用抽象叙述的方法，而用形象描写的方法。其实，如果既不看诗题，又不看诗的下一段，就不会认为这是介绍《烟江叠嶂图》，只感到这是描写自然景物。
前四句，着眼于高处远处，写烟江叠嶂的总貌。“江上”，点“千叠山”的位置。“愁心”，融情入景，并让读者联想张说《江上愁心赋》中的“江上之峻山兮，郁崎＠⑹而不极，云为峰兮烟为色，ｃｈｕā＠⑺变态兮心不识。……”，以扩展艺术境界。“浮空积翠”，是“积翠浮空”的倒装，其主语为“千叠山”。“积翠”，言翠色之浓。“千叠山”积蓄了无穷翠色，那无穷翠色在远空浮动，象烟，也象云。这里突出的是“积翠”，而不是“云烟”，“如”字须着眼。有人说这句是写“云烟缭绕的叠嶂”，就失掉了景的“妙”与诗的“妙”。正因为诗人不曾说“云烟缭绕”，而是说“浮空积翠如云烟”，所以接下去才能继续写出“山耶云耶远莫知，烟空云散山依然”的妙句。由于受七字句的限制，上句省去了“烟耶”，而以下句的“烟空”作补充。那在高空浮动的，究竟是“千叠山”的“积翠”呢？还是烟呢？云呢？实在没有谁能够弄清楚，因为那太“远”了。然而看着、看着，忽然起了变化：烟消了，云散了，依然存在的，只是那“千叠山”。画里如果确有云烟，当然不会忽然消散。诗人并没有说山上确有云烟，而只是说“浮空积翠如云烟”。那“浮空”的“积翠”，从不同距离、不同角度去看，就有变化。这样去看，象云、象烟；那样去看，就只见“积翠”，不见“云烟”。几句诗，变静景为动景，写远嶂千叠、翠色浮空之状如在目前。
次四句，由远而近，由高而低，先突现苍苍两崖，再从两崖的绝谷中飞出百道泉水；这百道飞泉，萦林络石，时隐时现，终于“下赴谷口”，汇为巨川，奔腾前进。在这里，诗人以飞泉统众景，从而运用了以明见暗、以隐见显的艺术手法。两崖之间，有无数幽谷，因为“暗”而不见，无从写；只写百泉飞来，而百泉之所自出，即不难想见：这是以明见暗。林木扶疏，奇石磊落，可见可写；但要一一摹写，就不免多费笔墨，分散重点，于是只写百泉之“隐”，就不难想象其所以“隐”：这是以隐见显。

后四句，诗人把读者的视线从百泉的合流出谷引向近景。“川平、山开、林麓断”，三个主谓结构，展现了三个画面；“林麓断”处，“小桥”、“野店”、“乔木”、“行人”，历历如见。而“渔舟一叶”，又把镜头推向开阔的烟江。“吞江天”三字，函盖了“烟江叠嶂”的全景，真有尺幅万里之势。

　　使君何从得此本？点缀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间何处有此境，径欲往买二顷田。这四句自为一段。纪昀评云：“节奏之妙，纯乎化境。”方东树云：“四句正锋”。

第一段写“烟江叠嶂”，纯是真景。诗人的巧妙之处，就在于先写真景，然后只用“使君何从得此本”一句回到本题，既变真景为画景，又点出此画乃王定国所藏；而此画之巧夺天工，也不言而喻，为“点缀毫末分清妍”的赞语提供了有力的根据。“不知人间何处有此境”一句，又由画境想到真境，希望于“人间”寻求如此美好的江山，买田退隐，从而把全篇的布局，从写景转向抒情和议论。

　　君不见武昌樊口幽绝处，东坡先生留五年，春风摇江天漠漠，暮云卷雨山娟娟，丹枫翻鸦伴水宿，长松落雪惊醉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岂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尘土，虽有去路寻无缘。还君此画三叹息，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

这是最后一段。或理解为“以实境比况画境”，或理解为“既用现实中的自然美陪衬了艺术中的自然美，又表现了诗人热爱壮美山川的襟怀”，都言之有据，但都不很确切。

如在前面所分析，第一段写画境；第二段由画境想到真境，希望于“人间”寻求象画境那样美好的江山，买田退隐。最后一段，即承退隐而来；却不直写为什么要退隐、如何退隐，而以“君不见”领起，将读者引向诗人回忆中的天地。这回忆对于诗人来说，并不那么愉快。元丰二年（1079）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十二月结案，贬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苏轼从元丰三年（1080）二月到达贬所，至元丰七年（1084）四月改任汝州团练副使，共在黄州度过了四年多的辛酸岁月。现在，他因看《烟江叠嶂图》而有所感触，唤起了对往事的回忆。“君不见”领起的“武昌樊口幽绝处”，点贬谪之地的幽深；“东坡先生留五年”，言贬谪之时的慢长。以下四句，吴北江认为分写“四时之景”，固然不算全错，因为的确写了景；但更确切地说，并非单纯写景，而是借景叙事、因景抒情。这四句，紧承前两句而来，概括了诗人在那“幽绝处”“留五年”的经历和感受：春天，闲看“春风摇江天漠漠”；夏季，独对“暮云卷雨山娟娟”；秋夜寂寥，“丹枫翻鸦伴水宿”；冬日沉醉，“长松落雪惊醉眠”。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年年如此；贬谪生涯，贬谪心情，都通过四时之景的描绘而得到了形象的表现。

“桃花流水”以下四句，从章法上看，和前面的文字有什么关系呢？

在前面，诗人由画境写到“不知人间何处有此境，径欲往买二顷田”，然后不直接回答“人间何处有此境”的问题，却将笔锋宕开，转入贬谪生活的回忆。回忆到“长松落雪惊醉眠”，又折转笔锋，回顾“不知人间何处有此境，径欲往买二顷田”。“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岂必皆神仙”两句，用“桃花源”的典故而翻新其意。陶渊明所写的“桃花源”，是苦于暴政的人们所追求的“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的理想社会。王维的《桃源行》，则说“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刘禹锡《游桃源诗一百韵》，进一步写仙家之乐。韩愈题《桃源图》，却认为“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王安石的《桃源行》，又描写了一种“虽有父子无君臣”的平等世界，以寄托其先进的社会理想。苏轼则说：桃花源就“在人世”，那里的人们也不见得都是“神仙”。这两句，就是对前面“不知人间何处有此境”的回答。“江山清空我尘土”一句，句中有转折。“江山清空”，紧承“桃花流水在人世”；“我尘土”，遥接“君不见”以下六句，既指黄州的“五年”贬谪生活，又包括了当前的处境。惟其“我尘土”，才想到买田退隐。第一段的画境，第二段的“不知人间何处有此境”，第三段的“桃花流水在人世”，和“江山清空”一线贯串，都指的是可以退隐的地方。而“虽有去路”以下数句，则是这条线的延伸。“寻无缘”的“寻”，正是“寻”退隐之处。因为欲“寻”而“无缘”，所以“还君此画三叹息”。虽“无缘”而仍欲“寻”，故以“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结束全诗。

王文诰说这首诗“用两扇法”：自首句至“渔舟一叶吞江天”为一扇，“道图中之景也”；自“使君”句至“寻无缘”为一扇，“道观图之人也”。此下“仅以二句作结”：“还君此画三叹息”，“结图中之景”；“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结观图之人”。这种说法，虽有可供参考之处，但毕竟失之简单化。全诗绝不是截然分开的两扇，这从前面的逐段分析中可以看得出来，这里再略作补充。诗人把画境写得十分美好，十分诱人，从而引出“径欲往买二顷田”的设想。以下所写，或与此照应，或与此联系。“桃花流水在人世”与“江山清空”，是和画境中的自然景物联系的。“武陵岂必皆神仙”，是与画境中的人物一脉相承的。“武昌樊口”的“幽绝处”，就其四时景物而言，是与画境中的景物一致的；就在那里“留五年”的“东坡先生”来说，则是与画境中的人物对照的。在诗人看来，那画中的“行人”、“舟子”，自由自在地享受“江山清空”之美；而他自己，则仕途蹭蹬，备受谗毁和打击，困于“尘土”，不得自由。正由于处境如此，所以尽管在“幽绝处”留了“五年”，也不能象画中的“行人”、“舟子”那样尽情地欣赏自然风光。写黄州“四时之景”的那四句诗，虽然很含蓄，但还是可以看出它们所抒发的心情决不是愉快的。比如“丹枫翻鸦伴水宿”一句：说“伴水宿”，已露孤独寂寞之感；已经“宿”了，还说“丹枫翻鸦”，可见并未进入梦乡；一晚上，时而看“丹枫”，时而听鸦翻，辗转反侧，心事重重。又如“长松落雪惊醉眠”一句：“醉眠”一作“昼眠”；上句写夜宿，此句即使不用“昼”字，也看得出是写“昼眠”。冬季夜长昼短，夜间睡觉就够了，何必“昼眠”？更何必白昼“醉眠”？白昼“醉眠”而无人理睬，只有“长松落雪”才“惊”醒了他。醒过来之后，看是什么“惊”他的；看来看去，看见的只是那“长松落雪”，连人影儿也没有？……

“东坡先生”与画境对照、与画境中的人物对照，便不禁发出了“江山清空我尘土”的感慨。这“江山清空”与“我尘土”的对照，正是这首诗命意谋篇的契机。因画境的“清空”而回忆“我尘土”的往事，便追写了谪居黄州的生涯和心情；以画境的“清空”对照“我尘土”的现实，便引起了买田退隐的念头和“桃花流水在人世”的议论，而归结到“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

苏轼在嘉ｙòｕ＠⑸六年（1061）应仁宗直言极谏的对策中，提出过许多改革弊政的意见。可以说，他是以改革派的面目登上政治舞台的。在要求改革这一点上，他与王安石并无重大分歧，其分歧在于改革的内容、程度、方法和速度。比较而言，苏轼要求的改革是温和的、缓慢的。他尽管也被卷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浪潮，并对新法讲了不少过头的话，但究竟与保守派有区别；王安石也未予追究。熙宁九年（1076）十月，王安石二次罢相、退居金陵之后，新法逐渐失去打击豪强的色彩；统治阶级内部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也变成了封建宗派的倾轧与报复。“乌台诗案”就出于何正臣、舒ｄǎｎ＠⑻、李定等人对苏轼的诬陷，与王安石无关。元丰七年（1084）三月，苏轼接到命令，移汝州团练副使。七月抵金陵，与久已罢相闲居的王安石多次相会，作《次韵荆公四绝》。十月至扬州，即上《乞常州居住表》，准备退隐。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死，哲宗年幼，高太后听政，改元元ｙòｕ＠⑸，起用司马光执政，苏轼也被调回京城任翰林学士等职。司马光着手废除全部新法，苏轼却主张“参用所长”，更反对废除行之有益的“免役法”，因而又和保守派结了仇，经常处于被“忿疾”、“猜疑”、“诬告”的境地。元ｙòｕ＠⑸二年（1087），他因洛党官僚连续弹劾，四次上疏请外郡。元ｙòｕ＠⑸三年（1088）三月，因朝官攻击，上《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札》；十月，再上《陈情乞郡札》。这首题《烟江叠嶂图》诗，作于元ｙòｕ＠⑸三年十二月，其“江山清空我尘土”的感慨，显然发自内心；“不知人间何处有此境，径欲往买二顷田”及“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等诗句所表达的，也是作者的真实感情。（柏梁蒿莱）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12-7 19:11:45编辑过]

主题：“行人稍度乔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