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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美国人名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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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雨露还滋边草生(美作家)德莱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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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莱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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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 l871.8.27~1945)美国小说家。出生于破产小业主家庭。曾长期在社会底层劳动挣扎。青年时期曾任报刊记者和编辑,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17年后倾向社会主义,1928年应邀访苏,1945年申请参加美国共产党。德莱塞是倾向社会主义的美国现实主义作家。1928年访苏前,他的创作仍属批判现实主义范畴。写出了揭露美国社会贫富悬殊、道德沦丧的长篇小说《嘉莉妹妹》(1900)、《珍妮姑娘》(1911)和揭露金融资产阶级的发家及其必然灭亡的长篇小说《欲望三部曲》(第1部《金融家》1912,第2部《巨人》1914,第3部《斯多葛》1947)。代表作长篇小说《美国的悲剧》(1925)通过一个穷教士儿子克莱特·格里菲斯为追逐金钱财势堕落为蓄意杀人犯的故事,不仅揭示了利己主义恶性膨胀的严重后果,同时更揭露了金钱至上的美国生活方式对人的普遍的罪恶性腐蚀毒害作用。这时期作者尽管也受社会进化论和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的影响,且把它们运用于人物构思和心理刻画上,但他把他们跟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并未陷入生物和情欲的泥淖,反使作品具有丰满的现实主义内容和巨大艺术感染力。1928年访苏后,随着德菜塞政治立场的转变,他的创作也开始走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道路。这一时期的作品有《德莱塞访苏印象记》(1928),政论集《悲剧的美国》(1931),短篇小说集《妇女群像》(1929)等。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文学揭开了一个新时期。这是美国小说的黄金时代,这二十年
  间,群星灿烂,异彩纷呈,显现出空前繁荣的壮观。当时,西奥多·德莱塞异军突起,驰骋
  文坛,独领风骚;他既是二十世纪美国文学中第一位杰出的作家,也是美国现代小说的先
  驱;在美国文学史上,他是不带偏见地率先如实描写了新的美国城市生活,厥功奇伟。他拥
  有许多忠实的追随者,其中甚至包括他的同时代人舍伍德·安德森(1876—1941)
  等名家都在内,他们正在他的周围茁壮成长,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的青睐。这个新秀群落不
  断地推出力作,使二三十年代成为美国文学史上最富有成果的时期,他们中间,诸如辛克
  莱·路易斯(1885—1951)和多斯·帕索斯(1896—1970)等名家无不深
  知德莱塞为他们创作开辟了道路。此时刚开始文学生涯的斯科特·菲茨杰拉德(1896—
  1970)甚至誉称德莱塞是当代美国的最伟大的人物。1930年路易斯在荣获诺贝尔文
  学奖的庄严仪式上的答词中,还向全世界昭示了德莱塞在美国文学史上的伟绩。作为获此殊
  荣的第一个美国作家,路易斯认为德莱塞才是荣膺该奖的更佳人选,说:“德莱塞常常得不
  到人们的赏识,有时还遭人忌恨,但跟任何别的美国作家相比,他总是独辟蹊径,勇往直
  前,在美国小说领域里,为从维多利亚时期和豪威尔斯式的胆怯与斯文风格转向忠实、大胆
  和生活的激情扫清了道路。没有他披荆斩棘地开拓的功绩,我怀疑我们中间有哪一位——除
  非他甘心情愿去坐牢——敢把生活、美和恐怖通通描绘出来。”因此,美国评论家认为,德
  莱塞忠于生活,大胆创新,突破了美国文坛上传统思想禁锢,解放了美国的小说,给美国文
  学带来了一场革命,并且把他跟福克纳、海明威并列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仅有的三大小
  说家。
  德莱塞又是美国文学中第一位来自下层社会、非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重要作家。本来
  美国作家中出身贫寒并不罕见,毕竟都属于美国社会内部的“自己人”。然而,德莱塞是在
  1871年8月27日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市郊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显然是一个外
  人。他秉性刚烈,桀骜不驯,曾经自嘲为“以实玛利,一个流浪汉”①,意谓化外之民,备
  受歧视。德莱塞的父亲是一位虔诚、古板、平庸无能的天主教徒,当年为了逃避兵役流亡到
  美国,婚后生下了十几个子女,不幸经常失业,而且胸襟狭隘,执迷不悟,对待子女犹如暴
  君,以致大多数子女沦入不正经的生活,甚至堕落。只有保罗·德列塞除外,他开头仅仅是
  个闯江湖的滑稽艺人,后来成了流行歌曲作家,红极一时。在他弟弟德莱塞的心目中,不消
  说是成功的榜样。德莱塞的母亲,秉性温柔,克勤克俭,是来自宾夕法尼亚的、具有斯拉夫
  血统的孟诺派的新教徒。德莱塞八岁时,目不识丁的母亲为生活所迫,带着他和其他三个幼
  小孩子离开了家庭,在中西部从一个市镇流浪到另一个市镇。因此,子女们经常被迫辍学。
  他们一家人始终过着极其窘困而又遭人非议的生活。德莱塞的童年,饱尝贫困无知之苦。那
  段辛酸的生涯,后来他全都写进了《美国悲剧》的开头几章里去。 ①《圣经》中一人物,为亚伯拉罕与夏甲之子。夏甲为亚伯拉罕之妻撒拉的使女,
  后来夏甲与以实玛利被撒拉逐走,住在旷野里。见《旧约·创世记》第16章第1—6节,
  第15—16节,第21章第9—14节。
  1887年他初次独自来到了芝加哥,先后在餐馆和五金公司干粗活,尽管如此,他还
  是被这个充满兴奋和刺激的大城市生活所吸引。1889年,他在一位好心的中学老师慷慨
  资助下进入印第安纳大学念题名源自美国著名文艺评论家、哈佛大学教授F·O·马蒂逊对
  本书的评语。
  书,无奈次年即辍学,到芝加哥某地产公司和家具公司当收帐员,整日挨门逐户去敛
  钱,使他接触到下层社会各种人物和阴暗面,为日后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也决定了他的
  创作中的悲剧性思想和自然主义色彩。正如舍伍德·安德森所指出的:“大概世上自古以来
  存在过的一切抑郁、阴暗和沉重,在他笔下都有所反映。……他神情沮丧,他不知道该如何
  改变生活,因而他描绘生活一如所见——真实,毫不伪装。”1892年,德莱塞进入了报
  界,开始记者生涯,先后在芝加哥《环球报》、圣路易斯《环球—民主报》和《共和报》任
  职。当时,新闻工作往往成为许多作家练武之地。德莱塞在芝加哥还目睹了一边是花天酒
  地,一边是赤贫如洗的强烈对比。他亲眼看到贫穷如何受人鄙视,伪善如何畅行无阻。于
  是,德莱塞执意要对他目睹的现状进行道德评价,这不仅是十分自然,而且从主观上来说,
  就是他思想、感情和认识的开端,从而引导他去构思创作自己的小说。1895年,德莱塞
  寓居纽约,正式从事写作,同时编辑杂志,经常往来于芝加哥、圣路易斯、托莱多、克利夫
  兰、匹兹堡各大城市之间,视野较前更为深广地接触到当时现实生活中各个不同的层面,亲
  眼目睹了贫民窟、酗酒、色情、凶杀、拐骗、抢劫……使他更进一步深刻认识到美国的现实
  是一种“残酷的、不公道的现实”,是一个“毁灭的过程,而幸福只不过是幻想而已”。德
  莱塞想把这些真相在报刊上反映出来,可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当我想谈谈穷人的痛苦
  和他们身受的压迫时,我受到了嘲笑。于是,我就抛弃了新闻记者的工作而开始写作,来揭
  发社会上不公平的事情。”
  德莱塞的审美能力根本没有经过系统的培养。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只要有机会接触到书
  籍,就会废寝忘食,埋头阅读。在几部自传体的作品中,他情不自禁地回忆往昔读书的乐
  趣。比如说,他在奥索小镇图书馆里曾经读过莎士比亚、欧依达、《汤姆·琼斯》、劳
  拉·琼·利比、华莱士的《本·赫尔》、狄更斯、卡莱尔,还有笛福的《摩尔·弗兰德斯》,
  给年轻的心灵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最有意思的是,人们一直把德莱塞尊称为现实主义或自
  然主义的大师,但德莱塞本人却一概加以否认,一再声明年轻时他“压根儿没读过左拉的
  书”。事实上,对德莱塞的创作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巴尔扎克。德莱塞在《自述》中回忆
  道,读了伟大法国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作品,对他说来,不啻是一场“文学道路上的革
  命”。他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简直跟巴尔扎克以及他笔下的人物一同吃饭、一同
  睡觉、一同做梦、一同呼吸,脑子里装的是他的想法,眼里看到的是他描绘的城市。”后来
  在匹兹堡卡内基图书馆里,他觉得巴尔扎克“突然给我打开了一道吸引我走向生活的新的大
  门”。德莱塞写道,“这才是个有眼力、有思想、有感受的作家,通过他,我看到了如此广
  阔的景象,简直使我惊讶得目瞪口呆——通过法国人的眼睛,我看到了整个巴黎,整个法
  国,整个生活。”德莱塞认为,“巴尔扎克的哲学推理有点夸张,但却十分出色;他处理各
  种重大社会、政治、历史以及宗教问题都是从容不迫,得心应手;他凭借自己的天才,显示
  出好象对各种问题都有直接而又无可辩驳的知识;这一切就象天才和预言家的真本领,深深
  地吸引着我,使我着了迷。但愿我也能具有这样一种洞察力!”殊不知就在德莱塞对巴尔扎
  克钦佩得五体投地之时,他“却不知不觉地对自己所处的世界获得了一种新的、形象的认
  识”,十分惊异地发现,“在这里〔美国〕竟和那里〔法国〕一样,都有可资描写的事
  物”。换句话说,年轻的德莱塞早已下了决心,要用巴尔扎克式的方法来描写美国的生活。
  以上这些自述,对我们了解德莱塞从事文学创作之前的思想基础是极为重要的。此外,他还
  如饥似渴地研读过史蒂文森、大仲马、托尔斯泰、爱伦·坡、司各特、萨克雷、哈代、欧
  文、霍桑、显克维支等名家的作品,深深地被这些文学大师塑造的人物所感动,从而产生了
  急欲表现美国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的创作激情。由此可见,尽管人们常常指责德莱塞文学修
  养欠佳,事实上,他早已作好充分创作准备。
  二十世纪初,德莱塞的头一部长篇小说《嘉莉妹妹》在美国文坛上一出现,就产生强烈
  反响。由于作者在小说中通过嘉莉的发迹与赫斯特伍德的败落,对当时流行的社会道德传统
  标准提出了直接挑战,使这位默默无闻的年轻作家赢得了很大声誉,正如路易斯赞扬《嘉莉
  妹妹》“象一股强劲的自由的西风,席卷了株守家园、密不通风的美国,自从马克·吐温和
  惠特曼以来,头一次给我们闷热的千家万户吹进了新鲜的空气”,另一方面也使作者多年来
  一直受到责难和攻击。因为那时美国正经历着一场急剧的社会变革,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
  垄断资本主义,同时也是整个美国文学沉湎于理想主义的时代,许多作家热衷于描写人生的
  乐观方面,正如豪威尔斯所说的“生活中笑盈盈的一面,那正是美国的特色”,小说被视为
  消遣品,作品中往往充满虚无缥缈的理想或浪漫色彩,而对生活中的现实,主要是贫富两极
  分化,掠夺者与被掠夺者之间生活悬殊,以及种种丑恶现象,则毫无反映。德莱塞在《嘉莉
  妹妹》中却如实揭示了美国社会生活的阴暗面,结果作者不断受迫害,小说竟被列为“禁
  书”,不准在美国出版。尽管如此,德莱塞还是坚持认为:“生活就是悲剧,……我只想按
  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来描写生活”,他“宁愿饿着肚子跑到纽约格林威治村来写几部反映真实
  的小说”。他就凭着那股傻劲,锲而不舍地坚持着,“一年接一年,写出了他的生动有力的
  小说,描写被压迫的妇女,暴露巧取豪夺的美国金融家,或是剖析中产阶级下层的各种惨痛
  的悲剧”。这些小说包括德莱塞的其他三部第一流作品,即长篇小说《珍妮姑娘》(191
  1年,被称为《嘉莉妹妹》的姐妹篇)、《金融家》(1912年,“欲望”三部曲之
  一)、《美国悲剧》(1925年),以及《巨人》(1914年,“欲望”三部曲之
  二)、《“天才”》(1915年)、《堡垒》(1946年)、《斯多噶》(1947
  年,“欲望”三部曲之三),总计长篇小说八部,短篇小说集四部,戏剧诗歌各两部,特
  写、散论、政论七部,留下了巨大的、珍贵的文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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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美国文学界经常争论不休的,就是德莱塞的文体问题。的确,他写得不那么文雅
  精致,有时行文滞重,甚至文理不通,用词不当。但是,正如不少评论家所指出,他的作品
  中并不是全然如此。在很多情况下,德莱塞的描写是极其成功的。事实上,有不少章节他写
  得严谨紧凑,文采斐然。就以《美国悲剧》为例,尽管小说容量庞大,头绪纷繁,但在很多
  章节里,作者还是完全能写出简洁,甚至于优秀的华彩乐段来的。比如,本书第三卷第十三
  章描写克莱德案发后在伯父家中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德莱塞在短短的篇幅之中叙述得清
  晰、洗练,而又富于层次感,要不是大手笔,断断乎写不出来的。本书第二卷,主要描述克
  莱德与贫家女、阔小姐之间的三角恋情,不消说,德莱塞又成了一位能干练达、谆谆善诱的
  新闻记者。德莱塞在《美国悲剧》结尾处几个场景的描写,更有一种能言善道的特点。德莱
  塞还擅于塑造人物,象嘉莉妹妹、珍妮姑娘、克莱德、赫斯德伍德和柯帕乌等都已成为美国
  文学中的典型。特别重要的是,德莱塞善于通过大量的细节来展现人物的社会背景,使他的
  小说不仅具有生活真实感,而且还生动地再现了一个历史时代。他的许多作品都被改编成剧
  本,搬上舞台,映现在银幕上,受到国内外观众欢迎。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论争、研究和比
  较,德莱塞在美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也越来越被评论家和广大读者所承认。他们认为:
  德莱塞的小说气势恢宏,内容广博,形象丰富,引人入胜。
  德莱塞慧眼独具,很早就发觉美国报刊上大肆渲染的凶杀案中,凶犯通常并不是仅仅出
  于仇恨,而是被一种想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强烈欲望所驱使。因此,德莱塞认为,这恰好是
  对美国虚伪的道德标准的强有力的控诉。这类凶杀案总是与私恋事件有牵连。德莱塞从19
  14年起仔细研究过十几起此类案件,其中即有切斯特·吉莱特于1906年在纽约州边远
  地区,荒无人烟的大比腾湖上溺死女友格雷斯·布朗一案。案发后切斯特被判处死刑。但在
  德莱塞看来,象切斯特这些人所以会杀人,多半是因为他们头脑简单,抵御不了美国人那种
  羡慕荣华富贵的世俗欲望的引诱。在德莱塞看来,造成杀人惨案的,不光是罪犯本身,而主
  要该归咎于美国这个社会,因为当时美国社会崇尚那种仅仅接纳少数人的荒谬绝伦的价值观
  念,并对两性关系怀着如此病态的恐惧心理。切斯特案情梗概,后来就成为德莱塞的《美国
  悲剧》(原名《海市蜃楼》,后改今名)主要故事框架。当然,作为小说家,德莱塞以波澜
  壮阔的社会画面为背景,采用大量细节塑造人物,将凶手犯罪的前因后果及其复杂矛盾的内
  心世界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小说主要故事虽以切斯特一案为原型,在某种程度上本
  来带有推理小说的一些特点,但是,可以肯定,德莱塞的兴趣重点,并不在于案件的侦破,
  而是在于研究当时美国之梦的一个受害者。当时美国社会上,确实有许多青年人,特别是那
  些出身低微、家境贫困的穷小子,无不梦想在社会上出人头地,或者一夜之间突然发迹,成
  为百万富翁,或者痴心妄想,有朝一日能高攀上富家女,有钱有势,享尽荣华富贵。大肆渲
  染这类题材的文艺作品,充斥当时美国文坛。德莱塞在某种程度上说虽也采用了这么一个关
  于美国梦的寓言(有时也叫一个关于美国人生的传说),但他反其道而行之,将它的大团圆
  结局颠倒了过来。显而易见,圆了这美国梦的可说是绝无仅有,大多数人只落得遗恨终生,
  甚至丧失性命。正如德莱塞在他的小说中早就说得最清楚:“社会活动的范围毕竟划得泾渭
  分明,谁要是越出一步,就注定要灭亡。”(见拙译《珍妮姑娘》第277页,外国文学出
  版社)可惜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人执迷不悟,热衷于美国梦。这就足以说明德莱塞远在七
  十多年以前写的这部巨著至今依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德莱塞在《美国悲剧》中描写了主人公克莱德·格里菲思受到社会上邪恶影响,逐渐蜕
  变、堕落为凶杀犯、最后自我毁灭的全过程。小说共分三卷。第一卷描写克莱德这个天真幼
  稚的青年人怎样受到外部世界腐蚀与毒害,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玩世不恭、怙恶不悛的人,一
  直到汽车碾死女孩,逃离堪萨斯城为止,这是小说故事的准备阶段;第二卷描写克莱德与富
  商伯父萨缪尔·格里菲思邂逅后,以穷亲戚的关系来到莱柯格斯厂内充当工头助手,随后陷
  入与穷女工罗伯达、阔小姐桑德拉的三角恋情。为了高攀桑德拉,克莱德甘愿违悖自幼接受
  的基本道德准则,牺牲罗伯达,于是,他就通过翻船阴谋干掉了这个被他诱奸而怀孕的年轻
  的女工。事后,克莱德却落荒出逃,逍遥法外;第三卷主要描写案发之后,克莱德如何被捕
  入狱,受审和定罪,其间还穿插着美国两党和司法机构利用克莱德一案大搞政治投机的丑
  闻。最后经过终审判决,克莱德被送上了电椅。小说结尾处,还描写牧师出场,为临终之前
  克莱德寻求灵魂拯救的故事。小说内容并不新颖,但在一个象德莱塞那样具有同情心和悲剧
  感的作家手中却成为杰作了。要全面评析《美国悲剧》,对拙文来说,显然难以胜任,所以
  只好扼要地作一些介绍。《美国悲剧》的主人公克莱德,是正如德莱塞所说的“欲望强烈,
  但是资质可怜”那一类人,根本不是一个英雄人物。他从小就反对父母的宗教狂热,当上侍
  应生,大饭店的富有和豪华使他眼花缭乱。在他比大多数人敏感而极易受外界影响的头脑
  里,似乎觉得人生在世就是追求金钱和美女。无奈他个人所作所为,却表现得极其软弱无
  力,竟被称为“思想上和道德上的懦夫”。他陷入了究竟是忠于罗伯达、还是追求桑德拉的
  极大矛盾之中。小说问世的二十年代,美国社会崇尚伪善的侈谈,并没有好好地去培养青年
  一代。美国的实利主义,使青年人认为,有了金钱便能占有一切,包括美色在内;因此,
  《美国悲剧》就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个严厉的控诉。
  德莱塞向来擅长于铺陈实例,积聚细节;在《美国悲剧》中,他志在证实,平庸的生活
  理想正在腐蚀着青年一代;如果不提供充分的历史事实是决不能令人信服的。小说之所以篇
  幅惊人,原因就在这里。为了保证叙述的准确性,德莱塞确实引用了大约三十年前美国传媒
  报道,只不过这些素材早已极其巧妙地和主人公性格发展融合在一起,看不出任何拼凑痕
  迹。当然,德莱塞曾坦率地承认,他早年向往金钱财富带来的欢乐,后来才屏弃纸醉金迷的
  生活。正如美国评论家所指出,德莱塞不断地用小说来批判他当初追求过的东西。
  1915年,德莱塞到故乡特雷霍特旧地重游,追忆往事,搜集素材,为创作小说作准
  备,1919年开始动笔,1925年《美国悲剧》由波尼与莱弗赖特出版公司正式出版,
  立即轰动全国,这在他还是生平头一遭。国内外许多名家,诸如亨利·门肯、舍伍德·安德
  森、H·G·威尔斯、阿诺德·贝内特等人,都在各传媒纷纷撰文,啧啧称赞。作家约瑟
  夫·伍德·克鲁奇(1893—1931)甚至赞扬了德莱塞的风格,称《美国悲剧》为
  “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美国小说”。想不到连过去一味责难的反对派斯图亚特·谢尔曼,都
  著文赞扬说:“这部小说描写得如此大胆,如此机智,如此彻底,如此真实,因而也就具有
  如此深刻的道德感染力,我不知道在美国小说中,有哪一部可以与之相比拟。”
  随着岁月流逝,《美国悲剧》显示出它越来越巨大的现实主义力量和影响。最有说服力
  的一个实例,就是历来敬佩德莱塞的黑人作家理查·赖特(1908—1960)的名作
  《土生子》是最明显地受到《美国悲剧》的影响的。《美国悲剧》问世以来,近三十年过去
  了,文艺评论家欧文·豪(1920—)重读之后,仍然热情洋溢地著文指出:“从小说家
  的首要任务是描绘出一幅既可信而又有重要内涵的想象中的社会画面来说,德莱塞是美国的
  巨人之一,是美国仅有的屈指可数的巨人之一。小说在叙述中一次又一次严厉地抨击社会,
  深深地沉浸在人的痛苦里,并把人们在狂热时下意识的各种不定形的欲望深挖出来,这一切
  都使我大为感动和震惊。这部作品完全可以说是一部杰作。”
  德莱塞在此后的二十年中,再也没有推出更为重要的力作。他主要致力于社会活动和政
  论文写作,出版过一些短篇、特写、散论、政论等集子。1927年,德莱塞访问了苏联,
  1941年被选为美国作家协会主席,1944年获美国文学艺术学会荣誉奖。1945年
  8月,德莱塞加入美国共产党,同年12月28日病逝。
  现在德莱塞的作品早已进入了世界文学宝库。德莱塞——对我国知识界和广大读者来
  说,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了。远在三十年代初,伟大的新文学运动先驱瞿秋白就撰文介
  绍德莱塞,他在题名为《美国的真正悲剧》一文里,说德莱塞的“天才,象太白金星似地放
  射着无穷的光彩”,并指出“德莱塞是描写美国生活的极伟大的作家”。德莱塞的几乎所有
  重要作品,特别是他的八部长篇小说和一些优秀短篇小说,都相继译成中文,受到广大读者
  欢迎。德莱塞的作品,尤其是他的成名作《嘉莉妹妹》和代表作《美国悲剧》,早已列为我
  国大学文科必读教材。近年来国内还出版了《德莱塞文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分卷出版)
  以及一些评述研究德莱塞生平与创作的论著,对德莱塞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看来德莱塞的
  作品不仅是我国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广大读者情有独钟的畅销世界名著,而且也是研
  究二十世纪美国文学及其社会历史画卷的现代经典著作。
  增加个同样译名的
  德莱塞(Drauze)眼部刺激实验
  此种实验开始于40年代。德莱塞是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他发明了 一种方法以测试某种物品的刺激度,那就是把该物质置于兔子眼睛中。兔子被固定在一种设 施上,只有头伸出来,因此它们抓不到自己的眼睛。测试物品(诸如漂白剂、洗发精或墨水) 放入每只兔子的一只眼睛中。他们用的方法是把兔子的下眼皮用夹子向外拉,因此形成小槽 ,受测物品便置于“槽”中,然后把眼睛紧紧合起来。这种手续有时会反复数次。实验人员 则每天观察兔子眼睛的发肿、溃烂、感染与流血流脓。这样的研究可以持续3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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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试看谁怜掌上星(美作家)赛珍珠
省试骊珠诗 唐-耿湋

是日重泉下,言探径寸珠。
龙鳞今不逆,鱼目也应殊。
掌上星初满,盘中月正孤。
酬恩光莫及,照乘色难逾。
欲问投人否,先论按剑无。
傥怜希代价,敢对此冰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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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赛珍珠(Pearl S. Buck或Pearl Buck,1892年6月26日-1973年3月6日),美国作家。1932年籍其小说《大地》(The Good Earth),成为第一位获得普利策小说奖的女性;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她也是唯一同时获得普利策奖和诺贝尔奖的女作家,作品流传语种最多的美国作家。 赛珍珠是以中文为母语之一的著名美国作家。本名珀尔·布克。赛珍珠是她模仿清末名妓“赛金花”为自己起的中文名字。出生于弗吉尼亚州西部,父母是美国南方长老会的传教士,他们一同于1895年来到中国镇江,她在那里长大成人,首先学会了汉语和习惯了中国风俗,然后她母亲才教她英语。值得一提的是,从幼年起,她就在鼓励声中开始写作。
   17岁回美国进弗吉尼亚州伦道夫·梅康女子学院(Randolph-Macon Woman's College)攻读心理学,毕业后又来中国。1917年与传教士约翰·洛辛·布克结婚,从事传教工作。婚后随丈夫迁居安徽北部的宿县(今安徽宿州市),在此期间的生活经历成为日后闻名世界的《大地》的素材。1921年秋她的母亲去世后,全家迁至南京。1927年北伐军进入南京,她离开中国。自1921年至1935年,她与布克(J. L. Buck) 长期居住在所执教的金陵大学分配给他们的两层楼房里。在这里她写出了于193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大地 (Gread Earth) 三部曲》等小说,并最早将《水浒传》翻译成英文在西方出版。1934年与布克离婚;1935年与约翰·戴公司总经理、《亚细亚》杂志主编理查·沃尔什结婚,因而进入约翰·戴公司任编辑。以后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农庄里从事写作。

  1934年由于中国条件较差以及为了亲近她的女儿以及Richard Walsh,赛珍珠告别了中国,回国定居。回国后她笔耕不缀,还积极参与美国人权和女权活动。1942年夫妇创办“东西方联合会”(East and West Association),致力于亚洲与西方的文化理解与交流。1949年出于对当时收养政策歧视亚裔和混血裔儿童的义愤,她还创立了国际化的收养机构“Welcome House”,在后来的50年,这个机构帮助了超过5000名儿童。1964年为了帮助不合收养条件的儿童,她还成立了“赛珍珠基金会”(Pearl S. Buck Foundation)。
  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她主动支持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专题“重新看中国”节目,并积极申请访华。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氛围,她的访华申请遭到了拒绝。1973年5月6日她郁郁中去世于佛蒙特州的丹比(Danby,Vermont),葬于宾西法尼亚州普凯西的绿山农场。再也没有机会回到她热爱的中国大地。她病逝后,按其遗愿,墓碑上只镌刻“赛珍珠”三个汉字。
  美国新闻名人海尔德.艾赛克斯(HAROLD ISAACS)在他的杰作《我们里的烙印》一书讲到,他曾深入采访过的五十年代的美国政府、新闻、商界等要人们,都深受赛珍珠笔下刻画的中国人物的影响。尤其神奇的是,尽管经历过抗美援朝、越南战争和“文革”,美国百姓对中国人民的良好印象居然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不得不归功于这位超前女性对中国的杰出贡献。
  赛珍珠于1922年开始写作,1931年发表长篇小说《大地》,立即印成为畅销书,1938年因此而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她的一生中,赛珍珠创作了超过100部文学作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地》。她作品的题材包括小说,小故事,剧本和儿童故事。她的作品和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她试图向她的读者证明:只要愿意接受,人类是存在着广泛的共性的。她的作品主题涵养了女性、情感(广义的)、亚洲、移民、领养和人生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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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则天召仁杰,谓曰‘承反何也?’对曰‘向若不承反,已死鞭笞矣。’‘何为作谢死表?’‘臣无此表。’    示之,乃知代署也。故得免死。”(美作家)狄更生
《旧唐书 狄仁杰列传》

埃米莉·狄更生

大約於1846年1847年間所照
 

        狄更生(1830-1886),20岁开始写诗,早期的诗大都已散失。1858年后闭门不出,70年代后几乎不出房门,文学史上称她为“阿默斯特的女尼”。她在孤独中埋头写诗,留下诗稿 1,775首。在她生前只有 7首诗被朋友从她的信件中抄录出发表。她的诗在形式上富于独创性,大多使用17世纪英国宗教圣歌作者艾萨克·沃茨的传统格律形式,但又作了许多变化,例如在诗句中使用许多短破折号,既可代替标点,又使正常的抑扬格音步节奏产生突兀的起伏跳动。她的诗大多押半韵。狄更生于1886年 5月15日逝世。她的亲友曾选编她的遗诗,于19世纪末印出 3集,但逐渐为人忘却。直到美国现代诗兴起,她才作为现代诗的先驱者得到热烈欢迎,对她的研究成了美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热门。

狄更生,E.(Emily Dickenson l830-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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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生

  狄更生,E.(Emily Dickenson l830-1886)
  女诗人。1830年12月10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镇一个律师家庭。祖上是当地望族,父亲一度出任国会议员,家庭以保守的传统自居。她从小受到正统的宗教教育,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单调平静,很少外出,仅作过一次旅行。20岁开始写诗,早期的诗大都已散失。1858年后闭门不出,70年代后几乎不光房门,文学史上称她为“阿默斯特的女尼”。研究者至今仍不明白她长期隐居的原因。
  她在孤独中埋头写诗,留下诗稿1775首。在她生前只有7首诗被朋友从她的信件中抄录出发表。在她创作时,爱默生所领导的“超验主义”运动在离阿默斯特不远的康科德兴起,她年轻时曾接触到爱默生的思想,爱默生反对权威、祟尚直觉的观点,使她与正统的宗教感情发生冲突,处于对宗教的虔诚与怀疑的矛盾之中。她的诗主要写高傲的孤独、对宗教追求的失望、死的安详等,反映了复杂的心理状态。
  狄更生于1886年5月15日逝世。她的亲友曾选编她的遗诗,于19世纪末印出3集,但逐渐为人忘却。直到美国现代诗兴起,她才作为现代诗的先驱者得到热烈欢迎,对她的研究成了美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热门。从1921年起,狄更生的书信陆续选编出版。其中有许多表现出与她的诗相仿的谜一般的意趣,这也说明她的生活内容过于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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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九夷知服百川归(美作家)海明威

天马二首 乐府歌辞
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志俶傥,精权奇,禬浮云,晻上驰。
体容与,迣万里,今安匹,龙为友。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
天马徕,历无草,经千里,循东道。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
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

 

长歌行 乐府歌辞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图片点击可在新窗口打开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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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

 

 

  欧内斯特?米勒尔?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l899~1961)美国小说家。1954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新闻体”小说的创始人。
  生于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一家六个孩子,他是第二个。他母亲让他练习拉大提琴;他父亲教他钓鱼和射击。童年似乎没有创伤。中学是一九一七届的,他是一个热情的、好竞争的标准美国男孩;学习成绩好,体育运动全面发展(游泳、足球、射击,还偷偷地到当地体育馆去学拳击),参加辩论团,学校乐队里拉大提琴,编辑学校报纸《吊架》,还给文学杂志《书板》投稿,写短篇小说(已经初具日后成熟的风格的苗头),写诗。他有时中途搭别人的车,出去旅行。有一次在禁猎区打鹭鸟,事后躲藏起来,免受法律制裁。某些批评家认为,海明威离家出游说明他童年过的是正常的生活;但在别外一些批评家看来,则象征他早年反叛橡树园的生活方式,反映他家庭生活中关系紧张。
  他父亲与母亲的兴趣一定截然相反,所以引起他身上相克的反应和某种敌对性。姐姐玛茜琳尼?山福德大他两年,但同海明威一起长大,说他父母亲“互相笃爱”,但承认他们“常常相互感到厌烦”。他母亲格雷丝?霍尔?海明威是公理教会信徒,宗教观念强(她给四个女儿取了圣徒的名字),但也是一位有艺术修养的女人,她把家庭环境布置得如同教堂组织的文化沙龙。他父亲克拉伦斯?艾德家兹?海明威是一个杰出的医生,热心的、有训练的运动员,又是一个专业的研究自然界的人,他引起他儿子对于户外活动的爱好。夏天,他们居住在密执安北部近彼托斯基湖畔的房子里,海明威医生有时候带他儿子一起出诊,横过华隆湖到奥杰布华族印第安人居住地去;他们经常一起钓鱼和打猎。他们关系密切,虽然他父亲严于律己,甚至比海明威太太更严格,更具有清教精神。
  他双亲各自对他的影响至少粗粗看去是清楚的。他对户外活动的爱好,作为运动员的训练和勇敢,从来没有减退过。他喜欢音乐(虽然讨厌学大提琴)和美术,也一如既往。他珍爱巴赫和莫扎特,说他从“研究和声学与对位法”之中学到写作方法;又说“我从画家身上学到的东西同从作家身上学到的东西一样”。从海明威在橡树园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现有的材料看来,没有一点能说明他日后不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然而,我们看一看这位自传性异常突出的作家的创作,就发现那些以涅克?阿丹姆斯为主人公的、关于那一段时间的故事(《印第安帐篷》、《医生与医生妻子》、《某件事情的结束》、《三天大风》、《战斗者》与《杀人者》),写的却是暴力与恐惧、混乱与失望的主题——还有孤独;他的同学指了,孤独与多才多艺是海明威当年最突出之点。
  他毕业前两个月,美国参战。卡洛斯?倍克尔写道:“他面临的几条路是上大学、打仗和工作,”海明威选择工作。他左眼有毛病(当初训练拳击的时候意外伤到了左眼,视力下降,从那以后他左眼的视力再也没有恢复过),不适宜去打仗。一九一七年十月,他开始进堪萨斯市的《星报》当见习记者,这家报纸是美国当时最好的报纸之一。六个月之中,他采访医院和警察局,也从《星报》优秀的编者G?G?威灵顿那里学到了出色的业务知识。海明威在《星报》头一次知道,文体象生活一样必须经过训练。《星报》有名的风格要求单上印道:“用短句”,“头一段要短。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正面说,不要反面说。”海明威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学会把写新闻的规则化成文学的原则。
  但是,战争的吸引力对海明威越来越大,他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后半月开始这场探险。头两个月,他志愿在意大利当红十字会车队的司机,在前线只呆了一个星期。在这个星期最后一天的下半夜,海明威在意大利东北部皮亚维河边的福萨尔达村,为意大利士兵分发巧克力的时候,被奥地利迫击炮弹片击中。他旁边的一个士兵打死了,就在他前面的另一个士兵受了重伤。他拖着伤兵到后面去的时候,又被机关枪打中了膝部;他们到达掩护所的时候,伤兵已经死去。海明威腿上身上中了两百多片碎弹片,左膝盖被机枪打碎,被迫手术换了一个白金膝盖。他在米兰的医院里住了三个月,动了十几次手术,大多数弹片都取了出来,还有少数弹片至死都保留在他的身上。他受伤的时候,离他十九岁生日还差两个星期。
  五十年代早期,海明威说过:“对于作家来说,有战争的经验是难能可贵的。但这种经验太多了,却有危害。”摧残海明威身体的那次炸裂也渗透他脑子里去了,而且影响更长、更深远。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失眠,黑夜里整夜睡不着觉。五年之后,海明威和他妻子住在巴黎,他不开灯仍然睡不着。在他的作品中,失眠的人处处出现。《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柏尼斯,《永别了,武器》中的弗瑞德里克?亨利,涅克?阿丹姆斯,《赌徒、修女和无线电》中的弗莱才先生,《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哈利和《清洁、明亮的地方》中的老年侍者,都患失眠症,害怕黑夜。
  那个年老的侍者说:“这毕竟只是失眠。有这病的人一定不少。”失眠是那种痛苦的并发症的症状,海明威、他的主人公和(“有这病的人一定不少”)他的同胞都受到折磨。菲利普?扬对海明威的个性作了出色的、合乎情理的心理学分析,提出一个论点,说他这次创伤民引起的情绪,非他理性所能控制。海明威晚年反复地、着了魔似地搜索这类似的经验,来驱除那种精神创伤;如果办不到,他就不断地通过创作而浊思考来再现这个事件,为的是控制它所激起的忧虑。
  扬明智地指出,海明威最终关心的是艺术,而不是创伤。然而,在局部范围内,扬的个性学说可以把海明威的为人与他的作品统一起来。而且,对于海明威观察战争,对于这位艺术家,这种学说赋予特殊的意义。《永别了,武器》和一些短篇小说出色地描述了战争在社会、感情和道德方面的含义,然而,使他的战争经验“难能可贵”的不止是这番描述:它在他心灵上锻铸出他对人的命运的看法,这几乎影响他所有的作品。迫击炮的碎弹片成了残酷世界破坏力量的比喻,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成了寻求生存道路、受伤的人类的象征。他已经差不多准备好,可以把那种生活感受转化为文学作品了。
  他取得红色英勇勋章之后的五年内,缓慢地却是目的地为写作生涯而努力。橡树园热情欢迎它的英雄归来,但是海明威的父母亲——尤其是他的母亲——感到厌烦,因为这个年轻的除了写作别无雄心,又极为乐意接受家庭的供养。有一度他为多伦多《每日星报》和《星报周刊》写特写。他姐姐玛茜琳尼写道,他刚过完二十一岁生日,他母亲提出最后通牒:要么找一个固定的工作,要么搬出去。海明威搬了出去,到芝加哥当了一年《合作福利》的编辑,这是一份宣传合作投资的机关报。那年冬天,他认识了他在文学界头一位重要的朋友舍伍德?安徒森,并且通过安徒森,认识了“芝加哥派”的其他成员。同时他认识并爱上了哈德莱?理查孙,她是一位漂亮的红发女郎,比他大八岁。1921年九月,海明威与哈德莱结婚,在家里的乡间别墅度蜜月,接着去多伦多,当了几个月的特写记者。
  但是,他真心需要的是欧洲,是有空间的时间进行写作。海明威夫妇决心接受一个驻国外兼职记者的工作。此后两年,海明威成了《星报》驻欧洲的流动记者,人住在巴黎,兼写关于日内瓦与洛桑国际会议的报道,包括希土战争的简练的戏剧性电讯。他偶尔写一点轻松的、但观察锐利的印象记,内容是瑞士滑雪、西班牙斗牛和德国战后生活。他早期新闻工作的训练,加上天生爱好简洁,已经成了一种风格,他现在写的电报——浓缩、紧凑——使这种风格更为有力。
  在此同时,他写小说,写诗,想找一个出版商发表他一篇东西,但(自一九一八年以来)一直没有找到。一九二二年迅速地发生一连串事件,加速了他的希望,接着他又感到失望。他凭舍伍德?安徒森的一封介绍信,带着他的作品去见葛屈露德?斯泰因,她在弗勒吕斯路的沙龙是依兹拉?庞德、詹姆斯?乔衰斯和麦多克斯?福德等侨居国外的人的艺术中心。斯泰因喜欢这个年轻人,他派头简直象大陆上的人,一双眼睛“好奇得有感情”,她鼓励他当作家,不过劝他应该完全放弃新闻记者的工作,把散文修改得更加精练一些:“这里描写很多,又写得不十分好。从头来起,写得集中一些。”庞德也喜欢这位新到的作家,同他一起散步,拳击,鼓励他继续写诗。五月份和六月份,海明威头一次公开发表作品——一篇只有两页的讽刺性寓言《神妙的姿势》和一首只有四行的诗《最后》,这首诗是补白,填补威廉?福克纳六节诗留下的空白。一家新奥尔良的杂志《两面派》把这两篇作品都发表了,他这番运气,又是靠舍伍德?安徒森帮的忙。
  灾难发生在一九二二年末他参加洛桑和平会议的时候。他约定叫哈德莱带一只手提箱去迎他,哈德莱几乎把他所有的手稿都装在这只箱里(少部分邮寄)。在巴黎的里昂车站,她把手提箱放在车箱里,未加提防,过了一会儿回来,发现箱子不见了。几年以后,海明威给卡洛斯?倍克尔的信中说道:这件事使他痛苦万分,他“恨不得去做外科手术,免得去想它。”海明威没有办法,只好重起炉灶,这回获得惊人的成功。一九二三年,他几篇作品被刊物采用。哈丽特?蒙罗在《诗歌》(一九二四年一月号)上发表他站首短诗;玛格瑞特?安德生和琴?希普在《小评论》(一九二三年四月)上发表了他六个短篇(共十八个短篇,原拟于次年一月发表,总题为《在我们的时代里》;一九二三年夏天,罗伯特?麦卡门发表海明威第一部作品《三篇故事和十首诗》(三篇故事是《在密执安》、《我的老头子》和《不合时宜》)。
  虽然前途好像有把握,路上却有现实的障碍。哈德莱怀孕了,两夫妇几乎没有钱。他们同意回多伦多住两年,挣够了钱再到巴黎来,到那时候他可以致力于写作。他们在一九二三年八月离开巴黎。约翰?哈德莱(“勃姆比”)?海明威生在十月,但到了一九二四年一月,海明威夫妇已经回到巴黎和蒙巴那斯,安居在戴尚圣母院的一套公寓房子里。海明威走向成功的步子又耽误了,因为他得拿出一部分时间来干活养家。他不去过蒙马特尔区的游堕生活,吃不饱肚子,这在《流动宴会》里都有记载,但他坚持写作。正如斯泰因所观察的,“他十分认真地写作,想当作家。”突破是在一九二五年——也许是靠两位有影响的支持者帮忙。司各特?菲兹杰拉德还没有认识海明威的时候,艾德蒙?威尔逊已经给他看过海明威的作品,菲兹杰拉德印象很深,并催促斯克利布纳公司的麦克斯威尔?珀金斯去约稿。珀金斯写了信,但因为邮递方面的错误晚到了十天,海明威已经接受了安徒森的出版者波尼和利夫赖特公司二百元的预支稿酬,出版他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其中包括同名集子中发表的早期的速写,还接受出版公司对于他这两本书的权限。
  从经济收入上说,《在我们的时候里》是失败的,下一本书,即讽刺模拟舍伍德?安得森作品的《春潮》,也是失败的,但是海明威引起艾伦?泰特、保尔?罗孙匪尔德和路易斯?克罗纳伯格等美国重要评论家的注意,他们都认为海明威是美国文坛新出现的声音。然而,又是菲兹杰拉德对海明威的才能讲得最有说服力。菲兹杰拉德在《如何浪费材料——评我的同代人》一文中,攻击那些已取得稳固地位的作家——尤其是亨?路?门肯和舍伍德?安德森——认为他们“强调发掘美国的‘意义’”,是“不真诚的,因为他们自己身上并没有这种需要。”菲兹杰拉德说,侨居国外的人倒是有这份好处,能够为自己形成一种“不会败坏的风格”,表现净化了的热烈感情。菲兹杰拉德以海明威和《在我们时代里》为主要的例子,说明这位作家“具有新的气质”,而且具有上述两个方面的特点。菲兹杰拉德的文章发表在五月,五个月以后,海明威证实了菲兹杰拉德的赞扬是很有道理的。
  一九二六年十月斯克利布纳公司出版了《太阳照样升起》,不到三十岁的海明威成了有定评的文学家。作为一位作家第一部长篇小说,销路不错,也博得了好评。海明威晚年在《流动宴会》这部书回忆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六年间的生活情景时,追忆当时的梦想,刻苦的训练和灾难。梦想是牧歌式的:对哈德莱纯洁的爱,巴黎和伏拉尔勃等美好的去处,友人的情谊。刻苦的训练——把自己写为一个挨饿的人,渴望成功心切,无情地律己,同时也为了形成自己的文学风格。灾难是随成功接踵而至的梦魔般的现实,它粉碎了梦想,破坏了训练,只剩下了欲望,放纵和失望。海明威写这本书的时候,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病痛可能加剧老年人怀旧的甜蜜和痛苦。然而,在某个意义讲,也说明海明威终于明白他早年在巴黎的时代,正是他作为一个人与作为一个艺术家最为融合的年代。他发表了《在我们的时代里》、《太阳照样升起》,尤其是一九二九年发表了《永别了,武器》的时候,他已经有了足够的经历,形成他对人类命运的看法和极能表现这种看法的文体风格。虽然他艺术上的发展还没有结束,但是他后来写的东西至多是技巧更为精致,更有光彩,把他已经写过的主题加以变化罢了。
  他此后二、三十年的戏所以能够唱得下去——除了一系列近乎传奇的轶事之外——在某种程度上讲,是由于海明威相当灵活地使自己在群众中的形象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他个人在群众中有魅力,正是这个原因——不管是叫“爸爸”这个慈祥的绰号,也不管是叫“冠军”这个好斗的称呼。然而,更吸引人是内心的戏剧性变化。当他的名声由细流汇成潮流的时候,他的感觉能力好像在水槽里打滚。在早期作品中,恐惧与美感密切得难解难分:他们只能通过极为含蓄的感觉传达出来。艺术家驾驭了人的形象。在后期作品中,受压抑感情的细微之处常常写得过火,几乎成了感情的嘲弄。内心戏剧性的力量正在于此。因为,海明威仿佛要想弥补艺术上的失败,在生活上作出过度的反应。他在现实世界中的行动仍然反映出他关心悲剧性的经验,迫切需要对抗含有敌意的世界,肯定他的自我形象。但是,由于英雄的气概太显眼、太坚决,人物的行动写得过分明显。因此落到滑稽、令人窘迫、甚至常常令人厌烦的地步。如果说他在二十年代是在艺术上探险,那么到了三、四十年代这个艺术家本人成了冒险家。他对人生的看法没有改变,只是艺术的工夫松弛了。
  在《太阳照样升起》出版、《永别了,武器》未出版之间,海明威同洽德莱离了婚,与当过《时尚》时装式样编辑的保琳?帕发费结婚,他们回到美国,定居在基维斯岛,一九二七年海明威完成并发表了第二部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一九二八年,他写《永别了,武器》初稿的时候,保琳生下他们第一个孩子(她一共生了两个儿子);他修改初稿时,得知消息:他父亲得了糖尿病,又因经济困难自杀,用的是他自己父亲内战时用过的手枪。二十年以后,海明威在插图本《永别了,武器》的序言中回忆道:“那一年有好地时光和坏的时光,”但又说他当时“生活在书里”,“比我任何时候都愉快。”三十年代早期,他经济富裕,婚姻美满,到处冒险。这些年里,他到怀俄明和蒙大拿打野鸭,打麋子,到非洲猎大动物,登上定制的“皮拉尔”号游艇到基维斯岛和别米尼岛外捕鱼。这些年头正值大萧条时期。国家因经济危机弄得情绪低落,但海明威却更象一个狂热的童子军。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间,他给《老爷》杂志写了二十三篇生动但没有多大价值的文章,描写狩猎和捕鱼,这给大萧条期间城市中的受害者提供了一个精神避难所。他们在海明威粗狂妄的面容和强壮的身躯上看到背运时期一位英雄的面貌;他含蓄的散文、精练的对话表现了典型的“重压下的优美风度”。他这些年来发表的两部非小说的作品加强了这个形象。一部是《午后之死》(1932),称颂斗牛的仪式,一部是《非洲的青山》(1935),描写一次狩猎旅行,预演人与野兽的悲剧,但几乎声嘶力竭地歌颂人类勇气的尊严。
  三十年代早期,海明威小说相对地说写得比较少。二十年代,海明威发表了两部小说,三十五个短篇,一部谐模作品,一些诗,外加相当数量的通讯报道。他三十年代前半期产生的主要作品是《胜者无所得》(1933),一个短篇小说集,收入十四个短篇小说。一九三六年,他发表了他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乞力马扎罗的雪》,主人公是一个作家,因写不出“他该写”的作品而奚落自己。
  从一九三七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艺术家海明威还是当他的冒险家,只是改变了装束。从《有的和没有的》(1937)中亨?利?摩根的话——“一个人不行……他好的干不出事”——开始,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牺牲了他们的私事,转向世界危机所引起的集体的责任。至少从表面上看来,大萧条与西班牙内战粉碎了海明威的信念:他长期以来认为作家的主要任务是“直接地真诚地写人”,“谁要是把政治当作出路,谁就在骗人。”左翼批评家一向嘲笑他们心目中的海明威耽乐的孤立主义,现在欢迎他的转变。其实,海明威在他的小说创作里并没有向左转,他的人物走的是老路——冒险,孤独,结果是死胡同。他们重新进入世界,因为民主可能比法西斯好些,但他们虽然同人民混在一起,但不是人民的一员。海明威也是如此。不管他参加什么战争,统统成了他的战争,他打仗一如既往,有他自己的条件,自己的理由。
  一九三七初海明威去到西班牙。官方名义是北极美报业联盟记者,他却不是不偏不倚的旁观者。他借债为忠于共和政府的部队买救护军,在美国第二届全国作家会议上发言攻击法西斯主义,协助拍摄亲共和政府的影片《西班牙大地》(1938),发表了他唯一的一出长戏《第五纵队》,描写这场冲突。一九三九年他在哈瓦那郊区“瞭望农场”购买了一份地产,就在地产山顶的房子里,创作关于法西斯主义、民主和个人的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
  小说出版几天后,保琳?帕发弗以“遗弃”为理由同他离婚。一个星期之内,海明威娶第三个妻子玛瑟?盖尔荷恩,她是圣路易市人,小说家、记者,他们共同生活了五年,婚后头两年,他们去中国当战地记者,海明威为现已停刊的纽约报纸《下午报》撰写报道。海明威在这些报道中认为:日本、英国与美国之间不大会爆发战争,但不是不可能发生。他有预见,指出如果日本进攻美国在太平洋或东南亚的基地,那么战争不可避免。
  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四年他被《柯里厄》杂志作为没有军籍记者派往巴顿将军的第三军为止这段时间内,海明威驾驭“皮拉尔号”——由政府出钱配上通讯与爆破设施——巡逻海上,成了一艘伪装的反潜艇的兵舰。虽然“皮拉尔号”没有遇上潜水艇(如果遇上,海明威准备命令自己在指挥塔上扔手榴弹和燃烧弹),海明威的报告可能帮助了海军侦察到一些潜水艇的方位并把它们炸沉,海明威因这些功绩得到表彰。一九四四年海明威在英国同皇家空军协作,几次坐飞机参加战斗,没有受伤,但在伦敦一次灯火管制时汽车失事,他头部与膝部受伤。几家报纸登出他的讣告,但不久,在联军登陆那一天,在诺曼底的福克斯?格林海滩上海明威观看了几分钟战斗才回到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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帅哥哟,离线,有人找我吗?
汪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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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虽然名义上属于巴顿将军的军队,却同第一军第四步兵师一起行动,参加解放巴黎的战斗和凸地战役。他描述自己大胆勇敢未免夸大或者歪曲,但他的行动确是更象战士,不大象记者。他在巴黎效外一个哨所负责巡逻与查问很有成效,为莱克勒克将军部队的前进收集情报。德军反攻期间,他在休特曼森林地带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用短武器参加激烈的战斗。军人对他的印象比新闻界同业对他的印象更好。他的同行生气也许是因为他态度傲慢,也许是因为他过分渲染他个人如何率领一支游击队组成的小部队解放旅游者俱乐部,解放里兹饭店。一群记者控告海明威违反日内瓦会议关于战地记者不得参与战斗的规定。海明威出庭,经过短短的审问免于判罪,后来还得了铜质星章。战争结束时,海明威四十六岁,他给自己画的饱经战患而又不屈不挠的老兵形象已经不是铅笔勾勒的素描,而是油彩阴沉的全身像了。还有什么呢?海明威通过言论与行动说明自己在生活与艺术方面都要来一个新的开端。他在战争的年代里,只发表了为《下午报》写的关于中日战争的报道,还有为《柯里厄》撰写的、从欧洲战区拍回的电讯。现在他笼统声称正在写一部作品,一部关于“陆地、海洋和天空”的长篇小说。海明威仿佛要加强他的新生感觉似的,在一九四五年末同玛瑟?盖尔荷恩离婚,并于一九四六年三月回到了“瞭望农场”,随同他回去的是他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妻子玛丽?威尔什,又是一位记者,明尼苏达州人。

  一九四O年以后海明威一次发表了长篇小说《过河入林》(1950),并不是读者所期望的重头作品。一年前他险些死于丹毒。实际起因是尘土进了眼睛,揉后眼睛发炎,可是海明威夸大这件小事,说他在威尼斯附近打野鸭子时子弹的一点软塞进了眼睛。他住院时决定写这部规模较小的作品。客观情况改变不了批评界的意见,这部作品受到难听的攻击。较温和的批评家说它“情绪厌倦”,相信海明威尚有潜力;绝大多数批评家粗暴地攻击它是顾影自怜的自我仿作。在理查德?康特威尔上校身上,海明威自传性质的形象很突出,唠叨他无法规避的主题——死亡、孤独、爱情和勇敢——这是他四十年代经验的具体化。此后,他不断深入到过去经验里去,仿佛怀旧能补偿艺术上的无能。他从艺术家权充探险家又一次变为追求艺术的冒险家,这个循环过程也就接近结束了。

  他先是回到三十年代,打猎和捕鱼的冒险的年代。一九五三年,他与玛丽去非洲作狩猎旅行。他已是满身伤痕,这一次又遇到飞机连续出事,险些丧命。第一次失事,玛丽断了两根胁骨,海明威肝部与腰部震裂,下脊椎骨受到重伤;第二天,飞机再次失事,海明威一生受了十几次脑震荡,这是最严重的一次(机舱着火,门被夹住,海明威用头把门撞开),外加内伤。虽然他开始倒运,不过还算幸运,在内罗毕医院养伤时居然能读到关于自己的讣告(海明威是唯一一个在有生之年见到自己讣告的著名作家)。他写了一篇长篇报告,描述他在非洲的经历,但发表在《展望》杂志上的只是连续性的两段二流水平的新闻报道。

  捕鱼的收获在些。十五年前他在《老爷》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关于一个古巴渔夫的通讯,现在根据这个素材写了《老人与海》(1952),补回他在文学上的损失。同时,他得到普立彻奖金,一九五四年他得诺贝尔文学奖金,可能也是《老人与海》帮的忙。这时,他更加使劲地排除通往过去的顽固的障碍物,走向二十年代,那时候他堂到过描写斗牛士安东尼?奥多涅斯与路易斯?多明奎之间的竞争写进另一部《午后之死》里去。成果又是两段连续性的报道,叫做《危险的夏天》,发表在《生活》杂志上(原稿其余部分从未发表过),也写得苍白无力,读来乏味。

  再就是巴黎了,二十年代早期他学艺的巴黎。海明威还没有从西班牙回来的时候,就在当年写下的一大箱札记中搜索,他用回力球的术语对他妻子说,他打算“反拍写传记,回忆的传记。”海明威夫妇回到古巴后,对菲德尔?卡德特罗获得胜利后的形势把握不住,就离开“瞭望农场”,迁居到爱达荷州克特钦的大型别墅,海明威在那里加工修改札记。他去世后,玛丽?海明威在他房间里的一只蓝箱子里发现这份打字稿。她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里说:“他一定认为这本书已经完稿,只待编辑加工。”一九六四年,此书出版,题为《流动宴会》。

  一九六O年,海明威想写作的热情一定使他极为痛苦。他在生理上大为衰弱,高大的身躯萎缩下来了,面容憔悴,忍着痛苦。他住在梅约疗养院时,诊断结果不妙:高血压,可能还有糖尿病(此病曾经折磨过他父亲),而且铁质代谢紊乱,这是一种罕见的疾病,危及主要器官。心理上,他更糟糕,几乎说不清楚话,焦虑,抑郁症很严重——赛摩?贝茨基与莱斯里?菲德勒一九六O年十一月拜访过他,想请他到蒙大拿大学去做演讲,事后写道他象个“没有主意的小学生”。一九六一年春天,他进行了二十五次电疗来减轻抑忧症。他在梅约疗养院住了一个月,刚刚回到克特欠不久,在一九六一年七月二日早晨,他把一支银子镶嵌的猎枪的枪口放在嘴角,两个板机一齐扣动。

  在《海流中的岛屿》里,海明威的受了伤、可能要死去的主人公说:“别操心、老兄……你一辈子走的就是这条路。”当然,海明威在生活和艺术方面的探险满是死亡的诱惑。但应当记住,海明威对于生活也同样执着。他在《流动宴会》结束部分写到巴黎时打过一个比方,这个比方既适用于他自己,也适用于他书中人物的生活:“巴黎总是值得一去,你带去什么东西,总会有报偿。”

海明威写作趣闻

   七只铅笔

  海明威每天早晨6点半,便聚精会神地站着写作,一直写到中午12点半,通常一次写作不超过6小时,偶尔延长两小时。他喜欢用铅笔写作,便于修改。有人说他写作时一天用了20支铅笔。他说没这么多,写得最顺手时一天只用了7支铅笔。海明威在埋头创作的同时,每年都要读点莎士比亚的剧作,以及其他著名作家的巨著;此外还精心研究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西班牙油画家戈雅、法国现代派画家谢赞勒的作品。他说,他向画家学到的东西跟向文学家学到的东西一样多。他特别注意学习音乐作品基调的和谐和旋律的配合。难怪他的小说情景交融,浓淡适宜,语言简洁清新、独创一格。

   改到出版前最后一分钟

  海明威写作态度极其严肃,十分重视作品的修改。他每天开始写作时,先把前一天写的读一遍,写到哪里就改到哪里。全书写完后又从头到尾改一遍;草稿请人家打字誊清后又改一遍;最后清样出来再改一遍。他认为这样三次大修改是写好一本书的必要条件。他的长篇小说《永别了,武器》初稿写了6个月,修改又花了5个月,清样出来后还在改,最后一页一共改了39次才满意。《丧钟为谁而鸣》的创作花了17个月,脱稿后天天都在修改,清样出来后,他连续修改了96个小时,没有离开房间。他主张“去掉废话”,把一切华而不实的词句删去。最终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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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平与创作。海明威作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小说《太阳照样升起》对“迷惘的一代”的反映。反战小说《永别了,武器》。30年代的政治积极性。创作中的西班牙题材。小说《丧钟为谁而鸣》的思想内容。中篇小说《老人与海》的思想意义。小说中的“硬汉子”精神。小说的象征手法。海明威的晚年。他的创作风格可用冰山原理概括。

  《永别了,武器》。故事梗概。小说的主题思想。亨利的形象。凯瑟琳的形象。其他人物形象。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批判和对个人幸福的肯定。对资产阶级传统思想准则和道德观念的批判。小说的艺术特点。

  海明威创作特点和艺术手法综述。海明威的“冰山原则”。海明威在欧美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Introduction

  Ernest Hemingway is a giant of modern literature. Among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fiction writers, his work is most often compared to that of his contemporaries William Faulkner and F. Scott Fitzgerald. Combined with his outstanding short stories, Hemingway’s four major novels—The Sun Also Rises (1926), A Farewell to Arms (1929),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1940), and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1952)—comprise a contribution to modern fiction that is far more substantial than Fitzgerald’s and that approximates Faulkner’s.

  Faulkner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a few years before Hemingway received this recognition, but their respective approaches to fiction are so dissimilar that this belated receipt says little or nothing about Hemingway’s stature relative to that of Faulkner. When set alongside Faulkner’s Mississippi novels, Hemingway’s major works feature simpler structures and narrative voices/personae.

  As or more important, Hemingway’s style, with its consistent use of short, concrete, direct prose and of scenes consisting exclusively of dialogue, gives his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 a distinctive accessibility that is immediately identifiable with the author. Owing to the direct character of both his style and his life-style, there is a tendency to cast Hemingway as a “representative” American writer whose work reflects the bold, forthright and rugged individualism of the American spirit in action.

  His own background as a wounded veteran of World War I, as an engaged combatant in the fight against Fascism/Nazism, and as a “he-man” with a passion for outdoor adventures and other manly pursuits reinforce this association.

  But this identification of Hemingway as a uniquely American genius is problematic. Although three of his major novels are told by and/or through American men, Hemingway’s protagonists are expatriates, and his fictional settings are in France, Italy, Spain, and later Cuba, rather than America itself.

  While Hemingway’s early career benefited from his connections with Fitzgerald and (more so) with American novelist Sherwood Anderson, his aesthetic is actually closer to that shared by the transplanted American poets that he met in Paris during the 1920s; T. S. Eliot, Ezra Pound, and, most crucially, Gertrude Stein. In this context, we must realize that Hemingway’s approach to the craft of fiction is direct but never blunt or just plain simple.

  Hemingway’s text is the result of a painstaking selection process, each word performing an assigned function in the narrative. These choices of language, in turn, occur through the mind and experience of his novels’ central characters whether they serve explicitly as narrators of their experience or as focal characters from whose perspectives the story unfolds. The main working corollary of Hemingway’s “iceberg principle” is that the full meaning of the text is not limited to moving the plot forward: there is always a web of association and inference, a submerged reason behind the inclusion (or even the omission) of every detail.

  We note, too, that although Hemingway’s novels usually follow a straightforward chronological progression as in the three days of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Hemingway does make use of summary accounts of the past, of memories related externally as stories, and of flashbacks. These devices lend further depth to his characters and create narrative structures that are not completely straightforward chronicles.

  Hemingway is direct. But he is also quite subtle, and subtlety is not a trait that we ascribe to the American way. In the end, Hemingway is an international artist, a man who never relinquished his American identity but who entered new territories too broad and too deep to fit within the domain of any national culture.

作品

  作者作品:

  ·《非洲的青山》

  ·《太阳照常升起》

  ·《战地钟声》

  ·《永别了,武器》

  ·《第五纵队·西班牙大地》

  ·《曙光示真》

  ·《不固定的圣节》

  ·《过河入林》

  ·《丧钟为谁而鸣》

  ·《危险的夏天》

  ·《老人与海》

  ·《伊甸园》

  ·《丧钟为谁而鸣》

  ·《死在午后》

  ·《岛在湾流中》

  ·《有钱人和没钱》

  ·《乞力马扎罗的雪——海明威短篇小说精选集》

  他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海明威自杀探秘

  作为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海明威那一枪,不仅打飞了自己大半个天灵盖,而且把整个美国,甚至全世界都给打懵了。人们马上意识到,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骤然间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海明威一死,他们自己的一生也就黯然失色。人们痛不欲生,仿佛海明威“把我们的生命也给毁了。如今我也是个死人了”。(奥多内斯)

  胡安·贝尔蒙德,这位西班牙最杰出的斗牛士,在听到“欧内斯特刚刚自杀了”这个“晴天霹雳”时,只是慢慢但很清晰地吐出了三个字“干得好!”之后,他也用同样的方式了结了自己的一生。

  海明威太伟大了,伟大得如同一棵参天大树。如今,树倒了,人们该到哪里去乘凉呢?而那些被这棵大树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人总算找到了可以教训海明威这头老狮子的机会:“谁会干出这种脏兮兮的事?怎么能留下乱七八糟的一堆脏东西,让人家来清扫?”阿诺得·金利奇的幸灾乐祸之情溢于言表。

  至于美国公众的心情,大诗人弗罗斯特在海明威自杀的次日作了恰如其分的描述:

  他坚韧,不吝惜人生;他坚韧,不吝惜自己。……值得我们庆幸的是,他给了自己足够的时间显示了他的伟大。他的风格主宰了我们讲述长长短短的故事的方法。我依然记得我想对碰上的每一个人大声朗诵《杀人者》的那股痴迷劲。他是我将永远怀念的朋友。举国上下沉浸在哀痛之中。

  (《纽约时报》)

  在这个总统死了都不会举国哀痛的国家,海明威何以能令全国上下“沉浸在哀痛之中”?就凭他独特的作品,就凭他那硬汉精神!海明威本人及其笔下的人物影响了整整一代甚至几代美国人,人们争相仿效他和他作品中的人物。他就是美国精神的化身。人们在为这种精神哭泣。

  1961年7月2日清晨,海明威身穿睡裤,浴衣,进入地下室。他拿出了枪和一盒子弹,然后,到了门厅。他把两发子弹装进了那枝猎枪,慢慢张开嘴巴,把枪头塞进去,轻轻扣动了扳机……

  人们弄不明白,海明威曾经诅咒过自杀的父亲是懦夫,如今,当自己什么都有了,名誉、地位、金钱、朋友、女人,甚至诺贝尔文学奖,干嘛还要步父亲的后尘呢?

  海明威血液里燃烧着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自杀欲望,他的一生正是与这种自杀冲动做斗争的一生。30年代,他在一篇小传里提到:自杀,就像运动一样,是对紧张而艰苦的写作生活的一种逃避。《非洲的青山》极力赞美猎枪带来的快感,到了《有的和没有的》里头,海明威将这种能够带来感官享受的工具不仅仅瞄准了动物,而且也对准了自己。他觉得这玩意儿能够一了百了地解决所有心理、道德、医学以及经济难题,是“那种建造精美,能够治疗失眠,消除悔恨,医治癌症,避免破产,且只需指尖轻轻一按就能从无法忍受的境地炸出一条出路的工具。”

  时下人人都能接受的两个自杀原因是,海明威不堪忍受肉体上精神上的痛苦和创作力的衰竭。的确,海明威长期忽视甚至糟蹋自己的健康致使他肉体上精神上都受到了严重的损伤。他受尽了消瘦症、皮肤病、酒精中毒、视力衰退、糖尿病、血色沉着病、肝炎、肾炎、高血压、精神疾病等等的折磨。他还赞同尼采的观点:“适时而死。死在幸福之峰巅者最光荣。”是的,他近期自传性作品《流动的圣餐》的创作陷入了困境,电疗致使记忆衰竭。他一生奉行的至理名言就是:人可以被毁灭,但绝不能被打败。也许,是他担心自己被打败,而毁灭了自己。

  “当他不再是他认为的海明威那条汉子时,他就想死。”他自己在死前一个月不也说了吗:“一个人关心的是什么?身体健康。好好工作。与朋友同吃同喝,在床上享受人生。可我啥都沾不上了。”言下之意,除了自杀的自由,他就一无所剩了。这为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最终接受了这个自由,20世纪最后一个英雄就这么倒在了自己的枪下,猎人的最后一个猎物竟是他自己。海明威这头老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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